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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精神的封闭

内容简介

简介:

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,品评马基雅维利、霍布斯、洛克、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,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,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,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。

导读:

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
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

《美国精神的封闭》是最动听、最精致、最博学,而又最危险的传单。
——本杰明·巴伯

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。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: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,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。
——余英时

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,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。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,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,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。
——索尔·贝娄

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。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,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(这通常是它的自称)的形态、传统和仪式。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。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,翻译过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和卢梭的《爱弥尔》。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,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,因为他目光犀利,勇气可嘉,而且博古通今,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“高级学问”的大观察家。
但是,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,也不是讽刺作家,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。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。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——他们肯定会听的,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。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,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马基雅维利、卢梭和康德,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:“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,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、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,……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。事实上,这只包括很少的人,他们是真正的朋友,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。……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。按柏拉图的观点,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,唯一真正共同的善。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。……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。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,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。”
对现代读者来说,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——“真理”、“智者”、“善”、“人”——而不受用,但我们不能否认,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,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“价值观”的浅薄、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。
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。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,道出了肺腑之言。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、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“自然哲学”的分离、人称“文化相对主义”的现象或MBA(工商管理硕士)真实的基本含义时,他下笔别具一格。他时常一脸愠怒,咄咄逼人,不怀好意。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,他称其为“久已沉没的大西岛”,我们重新回到那儿,力求“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”。“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,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……”还有,“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,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,在那儿闲荡。……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(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)对历史毫无用处……”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,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(或许我应该说,用其糟粕)发起猛攻。身为学者,他想给我们启蒙;身为作家,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,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。在我看来,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,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,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。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,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,但它也提醒我们,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。布卢姆告诉我们:“贯穿全书,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。对我来说,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,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。”学界中人,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,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、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。可见,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,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。(既然他能个性十足,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。)
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;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《会饮篇》以后说,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,“那时人们友善和睦,富有教养,生气勃勃,彼此平等,既开明又自然,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。但是(布卢姆补充说),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。其实,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,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,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,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。可是,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,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,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,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,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。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。……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,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方重现。……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。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。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,几乎不可能发生,却一直存在着。”
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,被它深深打动,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。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,父母都是移民,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,我的犹太血统,我的环境(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)和我所受的教育,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,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。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,若是完全依赖,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。在我们这个时代,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:“告诉我你的来历,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。”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,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。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,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。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,但我从未被利益、功利、审慎和生意所俘获。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,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。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,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。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《创世记》和《出埃及记》。所以,如果这个大千世界,这个花花世界,不是那样诱人的话,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。但是,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。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,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。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,我是个热情(狂放)、乖戾、不愿随俗的学生。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,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。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,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,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《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》和列宁的《怎么办?》。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。我宁愿自己去读诗,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。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,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。
我很快意识到,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,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——芝加哥——的年轻人,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。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、钢铁厂、货栈、简陋的工厂平房,还有灰暗的金融区、棒球场和拳击场、机器人般的政治家、不准打群架的禁令,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,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的坚硬黑幕。根据高雅的英国人、法国人、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,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。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,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,它更有效率,更生机勃勃,更自由,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,但是说到艺术,正像温德姆·刘易斯所言,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,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。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,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。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,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,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,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,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——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。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,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。
在这方面,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,我发现自己“处境尴尬”。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,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,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,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、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,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。当然,我是个自修者,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。一位勇敢的新人,19世纪的小说家,曾大胆地进行猜想、冒险和推测。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。巴尔扎克宣称:“这个世界属于我,因为我理解它。”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,这本通过自修,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,会遭到“有学问者”的封杀,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,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。
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,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。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,似乎是在摆架子。我乐于承认,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,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,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。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。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,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,或只是装装样子,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。所以,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,这并没什么不妥。另外,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。“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,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,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。”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。你把它献上祭坛,希望得到接纳。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,变成该隐。你也许很天真,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,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。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,以后也许会明白。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。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,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。
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。譬如,我想把《赫索格》写成喜剧小说: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,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,他变得失魂落魄。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,写一些悲伤、尖刻、讽刺、放肆的书信,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,而且写给一些伟人,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。在这种危机时刻,他又能做些什么呢?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,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?这个遭受打击的人,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,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,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,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。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,他写道:“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。”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,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,他曾经说过“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。”《赫索格》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。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,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。有些人觉得,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,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。
然而,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!
有人回答说:“如果这是你的目的,你可就彻底落空了。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,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,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。”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,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。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,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——经济、政治、核废料的处理,等等。忙完了一天的工作,他们想放松一下,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。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,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,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,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,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。
在《赫索格》的结尾部分,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,“高等教育”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。到头来他会领悟到,在应付生活方面,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(在大学里,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、女人和家庭呢?),用体育比赛的话说,他又回到了起点——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,回到了平衡的原点。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。是的,可他又能怎样呢?有时,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。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。也许它很难被发现,因为在人生的中途,周围已是杂草丛生,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。然而,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,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,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——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。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,把一切理出头绪。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,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。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,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,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,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。
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,在一件事上搞错了——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。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,那么诗人——艺术家——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,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,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,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。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,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,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。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,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,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。因此,艺术家,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,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。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,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,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。在我看来,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,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,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。正是在大学中,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,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、心理学、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,当然还有哲学(包括逻辑实证主义、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,等等)。我甩掉多余之物,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,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,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“外部世界”的圣殿和避难所。远离喧嚣的大都市,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,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。所以,我从来不是“激进的”中欧小说家所称的“校园作家”。恰恰相反,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,这使我能够(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)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,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·维达尔“原创的”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《星期日副刊》的“黄祸”主题,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。在这极具煽动性的“激进”作家的狂暴姿态中,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。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,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。
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,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,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,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,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。但是,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“正面的”参与角色,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“问题”的逆流之中。全神贯注于健康、性、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,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,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。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,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。“圈内人”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“圈外人”一模一样。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,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,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。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,在于它不但有论证,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。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,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,现代民主源自何处,马基雅维利、霍布斯、洛克、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。
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,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。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。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,那将是非常遗憾的。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,值得细细研究。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,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。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,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,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。

索尔·贝娄

前 言

这本书,作为对我们的心灵、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,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。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,虽然它有很多局限,包含着危险的诱惑。教师,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,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,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。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,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。关注年轻人,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,是这一行的本质。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。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,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;缺了这一条,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。每一代人的状况,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,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、娱乐尤其是愤怒(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)中找到。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。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——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。
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。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,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。人们费了很大力气,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,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,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,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,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。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,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。学生只有潜能,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,这就是希望的源泉,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,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: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,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。助产术认为,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,不是因为有助产士,而是出于自然。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“社会化”一词强多了。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,是老师的真正欢乐。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,他的基本经验是,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。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,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,使人性臻于完美。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,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,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,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。另外,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,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。所以,老师们肯定认为,在教育起步时,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,以便给它注入活力。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,它是自给自足的。
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。他喜欢充满希望的“或然”胜过喜欢有缺陷的“实然”。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——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;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,即迎合学生,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,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。
由此可见,教育能威胁到哲学,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,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。但是,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,那是太过分了;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。只要有所防范,坏事也能变好事,能鼓励哲学思考。对学生着迷,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,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。这种经验是探讨“人是什么”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,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。
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,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,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,亦非无从寻觅;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,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。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(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),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“我是谁?”的问题,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“认识你自己”的强烈冲动,都意味着“人是什么”是个第一位的问题。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,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,并对它们进行思考。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,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。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,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,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。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,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,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,就更是如此。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——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。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。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。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;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,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,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;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。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。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,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,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,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。缺了他们(也许应该补充说,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),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,不管它多么富裕,多么舒适,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。
可以理解,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,倾听他们的观点。他们怀着激情、好奇、渴望,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,都已发生了变化;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。我不想说教;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,也不想杞人忧天。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。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,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。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,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,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,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,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。
关于这项研究的“样本”,在此聊缀数语。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,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,物质优裕,思想自由,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,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——总之,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。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,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。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,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。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,也有其优点,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,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。时常有人说,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,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。可是切莫忘了,他们最需要教育,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,而且,天性越复杂,就越容易堕落。
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,但也应当指出,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,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,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,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。
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。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,每念及此,感激之情油然而生。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。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,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,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,透过他们,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。
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,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,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,帮我理清了思路,他们是:布鲁内尔(Christopher J. Bruell)、弗拉德金(Hillel G. Fradkin)、尼科尔斯(James H. Nichols Jr.)、奥温(Clifford Orwin)、潘格尔(Thomas L. Pangle)、舒尔斯基(Abram N. Shulsky)、塔科夫夫妇(Nathan and Susan Tarcov)。尤其是博洛廷(David S. Bolotin),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,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。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。吴(Michael Z. Wu)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。
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,我得提及索尔·贝娄和唐豪瑟(Werner J. Dannhauser)。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,深入了解我的思想,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;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,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,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。
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,切尔尼克(Judy Chernick)、德诺夫(Terse Denov)和阿伦森(Erica Aronson)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,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,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。我同自己的编辑、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(Robert Asahina)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(Berdard de Fallois)也相处愉快,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,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,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埃尔哈特基金会(The Earhart Foundation)和奥林基金会(John M. Olin Foundation)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,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。
最后,我要向辛德勒(Allan P. Sindler)表达敬意,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。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,干事业依然可能,而且是值得的。
我必须申明,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,我提到这些人,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。

艾伦·布卢姆
芝加哥,1986年5月

作者简介

艾伦·布卢姆(1930—1992) 美国思想家、政治哲学家及翻译家,195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,获博士学位。曾任教于耶鲁大学、康奈尔大学、特拉维夫大学、多伦多大学,后回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授。著作有《莎士比亚的政治学》(1981)、《巨人与侏儒》(1990)、《爱与友爱》(1993)等,译著包括卢梭的《爱弥尔》(1979)及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(1990)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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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James 4周前 (08-23) 来自天朝的朋友 谷歌浏览器 Mac OS X 10_14_5 回复
  2. #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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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today 4周前 (08-24) 这家伙可能用了美佬的代理 火狐浏览器 Windows 7 回复